宁静 X 余秋呈

 

展示项目的房子中间有一张很大的、长方形的工作台,跟秋呈在精神病院工作室的那张很像,他在那里义务教病人画画有6年了。宁静是秋呈在这个过程中碰到的一个女孩,喜欢画画,她曾是美院附中的学生。她母亲在她两岁的时候因为下岗而离开了她,从湖南来到广东打工。几年之后,在湖南基层工作的父亲,通过努力调来了广州工作。宁静不爱说话,在附中受到同学欺凌与老师的批评后,拖着行李箱回到家里,父亲一句话:就知道你在外面搞不好关系的指责,让她失去了最后的位置。她的症状发作了,最后被母亲送进了医院。宁静说,母亲不爱我,她在梦里只叫她的妈妈。如果这里没有她的位置,她只有另外想办法。秋呈在医院,给了她拥有另外一个位置的空间,这个位置允许她回应自身的遭遇,她成为了一名艺术家。秋呈义务在医院教人画画,他的报酬是他的快乐。看着他在医院里与医生、护士、病人打交道,如鱼得水,这是他的世界,而外面不是。我曾经一次开玩笑说,你站在医院门口与其他人一起,你才是那个逃出来的人。秋呈甚至将自己大腿上的皮肤剥下来做了个钱包,他的工作也是皮具设计师。他想起小时候弟弟因为背部皮肤大面积烫伤,父亲因此一直抱着他(弟弟),他非常渴望,但他从来没有被父亲那样温柔对待过。

——满宇

2018-2019年宁静画于白云心理医院左右工作室

2018-2019年宁静画于白云心理医院左右工作室

2019年5月1日傍晚我在汉阳龟山脚下一个拆迁现场,见到因房屋拆迁纠纷而导致精神崩溃的王福成。经过我的耐心沟通,坐在帐篷中躺椅上的王福成,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七层楼废墟上的投影,这个巨大的投影就是我为王福成独自一人举办的展览,投影中出现的绘画作品,全部出自白云心理医院左右艺术治疗工作室。白云心理医院六年的绘画治疗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他说人类最伟大的艺术一定是悲剧性的艺术。那些绝望和希望的眼神,长久向我提出疑问,精神的左和肉体的右到底通过什么样的神谕才能得到平衡。

有着临床三十年经验的汪医生告诉我,他刚做精神科医生时,中国人精神障碍、抑郁症发病率是0.05%,现在是6%,12年的时间增加了120倍,这些数据都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在最高诊级医学刊物上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悄然改变精神病患者的成因和结构,前二十年患者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比例非常高,而近年因中考、高考、初入社会人际关系不协调导致崩溃入院的年轻患者逐年增多,这些年轻患者中为数不少有留守儿童的经历,而每年寒暑假期间还会有大量的学生住进精神病院做短期治疗,他们网络成瘾,焦虑,强迫,抑郁、精神分裂,他们和父母关系出现了严重的破裂问题,父母能把孩子送去精神病院,可见是多么的无助,难怪有患者的妈妈会在梦里叫妈妈。

余秋呈2017年7月第一次去宁静的家,和宁静夫妇合影与宁静家的杂物间,不久变成宁静的画室。左一是余秋呈,前排宁静。

余秋呈2017年7月第一次去宁静的家,和宁静夫妇合影与宁静家的杂物间,不久变成宁静的画室。左一是余秋呈,前排宁静。

二零一七年春,宁静(化名)第一次来到我的艺术治疗工作室,她不愿画画,说妈妈不是画画的老师,所以自己画的不好、不像,说自己读了五年广美附中,但还是没能考上广州美院,左右艺术工作室为宁静设计了三个阶段的艺术治疗方案。第一阶段,让宁静了解德国的新表现主义绘画,以及在禅学:空寂、贫穷,寂侘、缘起中寻找不完美也是一种美的美学,拓宽宁静美学视野。第二阶段,让宁静用单纯的颜色和线条表现像外自己的情感体验。第三阶段,让宁静和病友们共同创作,你一笔,我一笔,他一笔,最后宁静将这些笔触重新整理成作品。这样以玩的绘画方式让宁静和住院的病友产生链接,并在不知不觉中进入现实世界。宁静很喜欢住院,如同她描述第一次住院的经历一样:一住进医院担子就卸了,轻松了,住院的病友不会把她当精神病人看待,住院对她来说是一种度假。可一出院,所有的人包括自己的家人都视她为精神病患者,又回到只属于自己的荒芜世界。

2018-2019年宁静画于白云心理医院左右工作室

2018-2019年宁静画于白云心理医院左右工作室

宁静1990年8月1日生于湖南常德,宁静2岁时妈妈因国企改制下岗而去了东莞打工,两年后在土地规划局做公务员的父亲通过各种关系调到广州土地规划局工作,就这样5岁的宁静随父亲一起搬到广州。一家三口相聚的机会终于多了。宁静父母性格文静内敛、言语不多。宁静的父亲九岁的时候母亲病故,带着三个孩子爸爸和带着五个孩子的后妈组成一个十人的大家庭,在物资匮乏的六十年代,重组的大家庭无疑给每一个成员带来巨大的心理障碍,这种心理创伤又将影响和投射到宁静父亲未来的工作和家庭,及对子女的教育。宁静的母亲,小时候经常看到地主身份的爷爷和臭老九身份的爸爸挨斗、挨打、挂牌、游街、关押。村里小朋友不仅不跟她玩,还时常以欺辱她为娱乐,小朋友干了坏事,都会指着她说是地主狗崽子干的,转祸于她,那时宁静的母亲最怕过冬天,一家人穿着破破烂烂的单衣,赤着脚,饿着肚子,出工分下冰冷的水田干活,可怎么干还是没吃的,她的大哥为了让弟弟和妹妹能多吃点,差点饿死,是母亲背着哥哥走一天的路,去一个世代为医的郎中家救活病入膏肓的哥哥,以至于成人后的哥哥身高不足一米六。被逼无奈的妈妈为了三个孩子能活着,偷偷在后院种菜,结果被人举报。宁静母亲说她永远忘不了那天村干部上门抢菜时母亲一脸的绝望。孤独、贫穷、肉体的摧残让宁静的母亲发愤图强读书,她要远离那个苦难的家乡,最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走出大山,端上铁饭碗,吃上商品粮,她考上中专,读书还能拿工资,是她在女儿面前对自己少女时代骄傲的总结。

2017年宁静以晴天娃娃为对象画的一张静物画。晴天娃娃是妈妈送给一休唯一的礼物。

2017年宁静以晴天娃娃为对象画的一张静物画。晴天娃娃是妈妈送给一休唯一的礼物。

宁静的母亲被分配到国企当会计,而90年代席卷全国下岗潮又将宁静的母亲推上风口浪尖,她在女儿两岁的那一年下岗,这无异于天塌了下来。过往怕饿、自卑的无意识在此凸现出来,她不能让女儿重复自己所遭遇过的苦难。她痛苦的将两岁的女儿留在母亲身边,只身来到东莞和那些南下的农民工一起为廉价的中国制造,没日没夜拼命地工作。我每次问宁静的母亲东莞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时,宁静母亲总会淡淡的一句,我有文凭,所以没受什么罪,只是工作时间长一点而已。她不愿提起往事,是因为不堪回首,还是她真的比别的农民工幸运,我们不得而知。而宁静谈到母亲时说:“妈妈只爱她自己的妈妈,妈妈常在梦里大声叫妈妈,而爸爸在梦里还会叫宁静的名字,妈妈从来没有带过我,妈妈在东莞上班,放暑假我去东莞找妈妈,可妈妈不跟我说话,也不跟我玩,就让我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写作业。广州本地的同学说我父母是湖南头,我是他们生的,同学们在背后肯定也会叫我湖南头。我要垫鼻樑,父母不让我垫,所以我开始警惕他们,无形的东西寻找有形的东西,找不到任何线索,没有原因,找不到结果,于是焦虑,没办法,我那么小,还要对自己负责,所以变成一个反叛的人,远看我很焦虑,近看我还好,自己好像一张画,一张没有画好的画,没有画好的画当然不是一张好画,看母亲要从两个角度看:一个角度从外看,会觉得妈妈很漂亮,另一个角度从里看会觉得妈妈很刻意、很恶心,一旦掀开了,她也就彻底不要面子了。”

宁静的病历

宁静的病历

那时的东莞可不是今天的东莞,那时的东莞是犯罪之城:毒品、卖淫、抢劫、暴力、拐卖妇女充斥着城市的各个角落。街道破败不堪,天空中弥漫着大货车扬起的灰尘,臭得令人作呕的黑色黏液状的东西,缓慢的在河流中流淌,众多豪华的五星级大酒店莫名其妙穿插其中,血汗工厂与村委达成不成文共赢的默契,工厂高墙的事情由工厂主“自行活动”, 村委不干涉工厂的半军事化的封闭式管理和极其严厉的惩罚制度,工人进厂跟进监狱差不多。工厂保安打人、搜身检查是常态。两千年的时候,我为一家东莞工厂做商业设计,住在这家工厂工作了一个月,我看到那些工人因长时间在室内工作而不见阳光,个个面色苍白臃肿,目光呆滞,瘦得跟麻杆一样的身体走起路两边摇晃,他们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吃的是地沟油,今天加工出来的地沟油可以做到无色无味,而那时地沟油有一股明显刺鼻的异味,一粒粒发黄的米饭充满了沙子,用井水煮出来的菜心很粗很粗,每天必吃的肉是唯一能在臭水沟里生存的鱼类,广东人叫塘鲺。工厂的工人每晚加班都要到十二点,遇到赶货期还要加班到第二天早上,下班后,大多数工人都会快速冲凉然后倒头睡觉,根本不可能让你有任何时间去思考别的事情。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上班,工人又开始重复昨天的工作,即便这样辛苦,工人也不敢随便出厂门,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厂外治安员查暂住证,我亲眼见过上百个男男女女抱头蹲在一片开阔地,肃杀之气让我想起集中营,那场景酸楚悲凉,让你终身难忘。然后他们像动物一样被各种铁窗猪笼式的客车,拉来拉去,那些没有交赎金的全被拉进樟木头收容所强劳。环境和悬殊的社会地位,还使得大量怀揣梦想的花季少女,放弃血汗工厂的苦力,她们宁肯选择桑拿、陪唱的工作,甚至选择做二奶、三奶。血汗工厂的工人由于长时间单调重复的工作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导致职业病和心理疾病居高不下,这些为生存而抗争的农民工,根本顾不上家中的留守儿童,他们拼命地工作态度其实也是一种填补贫穷焦虑的方式


每个星期天晚上是宁静母亲和家人通电话的时间,宁静的母亲和母亲的通话还没完,三岁的小宁静就会哭着抢外婆手中的电话。宁静想念母亲,母亲也想念远方的骨肉,每次通完话,宁静的母亲总会泪流满面,或长久的沉默一阵。在广州疏于照料的宁静很会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业余时间宁静先后跟着两名美术老师学习绘画,两位老师很喜欢她,说她画画有天分。而吃苦耐劳的父亲没多久就当上土地规划局的领导,并在广州买地盖了独院三层小楼,宁静高高兴兴的搬进广州的新房,还考取了广州美术学院附中的高中,只是当了领导的父亲比以前更忙,应酬更多,父女之间并没因住在一起而增加更多的交流。宁静常常独自一人在家,她非常羡慕那些因家远可以住校舍的同学,经过父母的同意宁静终于搬进了校舍。可美院附中的宁静因听不懂数学老师讲的粤式普通话,成绩一落千丈,画画老师因为她画得不像经常批评她!宁静尽了全部努力,还是画得不像,宁静三维空间的感觉发育得比常人慢一些,现代主义绘画不是针对表象,而是画相外艺术家的精神,释放艺术家的感受和情绪。产生强烈自卑感的宁静就这样被这样的现实主义教育拖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马背上的母子,画于2004年美院附中时期

马背上的母子,画于2004年美院附中时期

处处受挫的宁静,把自己封闭起来,她不愿和同学和老师交流。寝室里很多同学共用卫生间和冲凉房,宁静常憋着不敢上卫生间,甚至几天不敢洗衣服,几天不敢洗澡,有一天同寝室的同学误会她对人不理不睬,当着很多同学的面狠狠打了宁静一巴掌,那一刻流着眼泪受尽委屈的宁静唯一的希望是回到妈妈温暖的怀抱,于是她拖着拉杆箱从校舍逃回家。父亲看到女儿回来,不仅不安慰受伤的女儿,反而说出让宁静绝望到想死的一句话:我就知道,你跟任何人的关系都搞不好,你要检讨一下自己。父亲的嘲讽让宁静如同在大雪纷飞的夜晚,被人抛向了野外,此刻父亲的功能彻底坍塌,父亲不仅是物质的靠山、还是精神的靠山,宁静想到了死,初三那年,他就读的86中有两个跳楼的孩子摔死在她每天上学必经之路上的情景浮现出来,退掉寝室的宁静回到家里开始收集全国各地的校园跳楼信息。宁静这段经历,让我回到自己小学四年级被班主任叫到讲台,面对同学的一次罚站的情形,班主任拿着一根女孩子扎头发的橡皮筋扎在我头上,然后拿出我笔盒里的木尺插进我额头的橡皮筋里,我的眼睛就这样盯着木尺的尾部,头部血管因为被堵住而头昏脑胀,我从早上第二堂课一直站到下午同学们来上课,班主任才让我回家吃饭,回到家中,头越来越痛,到了晚上痛得像要炸开一样,我抱着头在床上打滚,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头痛,痛了一个星期也不敢跟父母说,因为说了还会挨打。直到今天我一紧张立刻会头痛,但那时我没想过死,我想到的是对抗。第二天晚上我翻进老师的办公室,撬开她的抽屉撒了一把积攒了几个小时的尿,接着把她喝水的杯子从窗口扔了出去,然后心情愉悦地回到家。而宁静找不到释放情绪的方式,如同她常说的:读书时,我很呆,所有人都觉得我呆,她忍了,然后全部积攒在心里。

2017年宁静的自画像,她说所有的小孩小时候的时光都过得好慢好慢,从小婴儿长大成人真不容易

2017年宁静的自画像,她说所有的小孩小时候的时光都过得好慢好慢,从小婴儿长大成人真不容易

2017年宁静画小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去寺庙拜佛,可背景却像极了她家那栋三层洋房的大门口。

2017年宁静画小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去寺庙拜佛,可背景却像极了她家那栋三层洋房的大门口。

周末是母亲和宁静能偶尔相聚的日子,这一天宁静会盼着母亲归来的身影,可房门总是迟迟没有被打开。有一天母亲终于回来了,可为时已晚,流着眼泪的宁静独自一人坐在没开灯的房间自言自语。妈妈发现宁静的精神出了问题,夫妻二人思考再三决定让女儿休学一年,休学期间宁静回老家复读高一,第二年宁静回到广州美院附中被校方要求留级重读高一。连着读了三个高一的宁静彻底崩溃。可怜的父母只好把女儿骗进医院,当母亲第一次看到医院重重的铁门咣噹一声将自己和女儿分开时,眼泪夺眶而出,宁静的母亲心如刀割不吃不喝在家哭了整整两天。而宁静谈到第一次进医院的感受时说:“我一进医院,就觉得舒服,成了精神病人以后身上的担子反而全卸了,我轻松了,彻底轻松了。”之后宁静视父母为迫害自己的凶手,甚至去医院做亲子鉴定…

宁静的梦与涂鸦

宁静的梦与涂鸦

在宁静童年时,其父母一次又一次的伤害着宁静,却浑然不知,而这些伤害带来的孤独、恐惧,都会深深刻入宁静身体的记忆中,在无意识层面影响宁静的行为和人格发展。宁静的父亲很忙,话语不多,宁静更多的是和母亲的交流,然而工作时间长的母亲无暇陪伴宁静,宁静只能独自一人在家面对自己,如宁静自己对父母的评价:不是他们陪我,是我陪伴他们,他们认为我能吃能喝能跳就行了。每次见到宁静,她颤抖的手,总在不停地打理自己的头发,然后她会说自己很累很慌张,因为总是搞不好自己的形象,一副极度不自信的样子,其实不能说宁静不愿意沟通,更多的是她不知道如何与人沟通,她和人交流总是显得不知所措。

宁静画了一张她小时候和她母亲在船上的画,这张画令我感动,她告诉我画中的母亲父亲趁着难得的休息机会带她去虎门乘船出海游玩,那天她们玩得很开心还吃了烧烤,宁静说那天时间过得很快,没多久船就靠岸了。是的,人处在快乐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透过这张画我看到一个脆弱幼小的心灵独自在无数的夜晚和梦中静静的数着和母亲相聚的日子…10天…5天、3天、2天。

2017年宁静对着照片画的和她父母男难得的一次登船出海游玩,船上的设施及船上的烧烤都记得很清楚。宁静说那天时间过得非常快。

2017年宁静对着照片画的和她父母男难得的一次登船出海游玩,船上的设施及船上的烧烤都记得很清楚。宁静说那天时间过得非常快。

宁静这幅作品让我想到自己的童年,我的父亲是军人,母亲是地方的教师。在我两岁的那一年,父母因工作问题,让我上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全托幼儿园。每天晚上我看着很多孩子被家长接走,我和另一些全托的孩子总会静静的站在一边,羡慕的看着,那种嫉妒、自卑、无望交织在一起的莫名、不可言表的痛苦至今无法忘却,我清晰记得老师拿着夹煤的火钳夹打我时的眼神,我深刻体会过宁静所说度日如年的感受,那种痛苦曾经时时刻刻的陪伴着我后来的记忆,多年以后我从拉康那里明白了根源,父母曾经从他们长辈那里继承的创伤无情的投射到我的身上。我的父亲7岁丧父,第二年,父亲的母亲在一个雨天撑着一把伞出走后再也没回来,我的父亲成了孤儿,被遗弃的父亲在大伯的资助下读书非常刻苦,读书刻苦也有两面性,一面是大量积攒异化的能量,另一面是帮父亲忘记现实痛处的一剂良方,以致于读书无意识的欲望让父亲多年特种兵军旅之后继续求学,最终成为党校的一名哲学老师。我母亲的外公跟着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后被抓,母亲的外婆经受不起地方武装的侮辱,丢下我两岁的外婆自杀。我母亲的外公是那次被抓的73名义士中唯一的幸存者,为了节约子弹,其余的义士全被活埋,母亲的外公家里很有钱,搭上所有的家产才保住了母亲的外公的生命。后来外公家里在文革中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我外婆将童年遭受的创伤投射给了母亲,母亲和父亲又将彼此从长辈继承过来的创伤,互相投射伤害对方,母亲和父亲吵了一辈子的架。我亲眼见到母亲将一把剪刀插在父亲的大腿上,母亲、父亲又将这些创伤,投射遗传给我。父母常常轮流虐待暴打我,我几乎每天都会挨揍。记得那时唯一的乐趣就是盼望每年的五六月份早点到来,五六月份,我会带上班上几名同学去长江和汉水交界处的粪码头的沙滩边上抓螃蟹,每次我抓得最多,很有成就感。一次我在江边抓螃蟹时,我随手抛翻堤边的一个很大的军用绿色篷布,突见五个女婴尸体上快速爬着好多好多螃蟹,如同厨房某个柜子门被打开,里面快速爬着将要离开的蟑螂(那时候在长江边见到被遗弃的女婴尸体很常见,特别是江汉桥桥墩附近,经常发现女婴的尸体,而且一出现就是二至三个以上的女婴,很少发现一个女婴单独出现的)。我快速抓住那只大螃蟹放进网袋里,然后重新盖好绿色篷布,突然我的脸猛得被人抽了一巴掌,然后我的耳朵被人拧着提起,我听到父亲骂我的声音,父亲拧着我的耳朵拖着我往家走,好几次我的身体被提着离开了地面,回到家当然少不了一阵狠揍,身上起满被抽的红苔。小时候我见到对面大人的手略有一点动静,我的右手臂本能会快速的挡住自己的头,童年一听到自己的名字就会惶恐自己要挨揍。这种现象直到十六岁以后,才慢慢淡去。

2018-2019年宁静画于白云心理医院左右工作室

2018-2019年宁静画于白云心理医院左右工作室

初中一年级那年,我家搬到楚剧团隔壁的党校宿舍楼,不久就认识了楚剧团宿舍的田地、邱成胜。这两个大哥又高又帅,性格温润。十五、六岁的时候,体魄强健的两位大哥常带着我和他们的朋友,去各大中学门口抢学生的钱,后来发展到去公园人少的地方抢大人的钱,这期间,我们常和别的帮派发生流血斗殴事件。我发育很晚,个子瘦小,和他们在一起,总有一种自卑,为了有强健的身体参加经常发生的肢体对抗,我参加了一个道教培训班,地点就是父亲党校的会议大厅。党校白天上课,晚上空缺的时间用来创收,租给四川安堂山道教传人周汝明老师办班,后来党校的校长和教研室的很多老师及我父亲都成了周老师的弟子。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周老师因故没来上课,我被父亲的一名同事叫到办公室,他指着我手上的刀伤说:“缝了几针”,我说:“五针。”他接着说:“很奇怪,你们这些部队回来的干部子女成天胡闹没有一个会读书的,"然后随手拿了一本黑格尔的书读了起来……这些闪耀着光芒的文字那么精彩,你体会不到吗,"我说:“听不懂,但觉得有点意思。”他又找来一本尼采的书读了起来……我还没等他读完,就打断了他的声音说道:“我喜欢他的文字,”我接着说:“你们每天研究的马克思,也有这么美的文字吗?”他点点头说:“马克思更厉害。”随即我在他的书架上找到那本著名的资本论随手翻开,读了起来:“……德国资本主义的繁荣是错把晚秋的晴日当明魅的春天,此时我觉得有一道闪电击中我的内心世界,我喜欢这段诗意的文字。”接下来的暑期,我躲进父亲的书房,边读尼采《悲剧的诞生》边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想来可笑,当时读毛选的目的只是想用毛的策略来泡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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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宁静画于白云心理医院左右工作室

2018-2019年宁静画于白云心理医院左右工作室

我十六岁就得了非常严重的关节炎,去年一个心理医生告诉我:关节炎是防御过度的心身疾病。剥一块指甲壳大小的皮治疗风湿病,是广东农民工常用省钱的秘方,我试过几次,没有传说中的神奇疗效,却意外发现剥皮的痛能帮我释放激烈的情绪,我剥皮上瘾,越剥越大,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九日因和父亲激烈的矛盾我在六祖慧能面前剥去双腿关节上的两大块皮,接着用剥下来的皮做了一个钱包。我六岁时曾经看到弟弟因背部大面积烫伤失去一大块皮而倍受父母的关爱和拥抱,我从未受到过这样的拥抱。失去皮肤能获得关爱和拥抱进入我的无意识,所以我从事皮革的设计工作,所以我会剥皮自虐,寻求和强大的父亲对话。我去精神病院设工作室的无意识是希望通过变成精神病人,回避现实的残酷,我对个性的关注和享受的背后是我童年创伤的显现,我通过张扬个性引起别人对我的关注从而弥补童年被冷漠、被无视。是的,宁静也是通过吃各种恐怖的虫子,张扬自己的个性,她甚至梦见自己吃饼干像吃婴儿一样。我们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寻求一种拥抱,要么不断寻求别人的拥抱,要么寻求拥抱自己,而我们都在两者之间接受着童年的投射和被投射,你接受多少能量,就会投射多少能量,童年父母所给予的爱,都会被孩子储存起来,长大后他会将这些爱给予周围的人,而没有储存到爱的孩子不相信爱,也没有爱可以给予周围的人,如果孩子接受的都是虐待,他也会虐待别人。我和宁静一直活在和父母、和现实世界的战斗中,看到的是对这个世界的攻击性,而攻击性就是为了挣脱。有人说精神分析是孝道的对立面,对于我来说精神分析真正化解了我和父亲的冲突。因为我们都在努力寻找那份可以栖息的根。

《一个人的社会》展览现场

《一个人的社会》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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